1. 先问“为什么签”，再看“怎么签”

很多律师拿到合同就直接开审，这是本末倒置。正确的做法是：先与客户沟通，弄清三个问题：

· 客户希望通过这份合同实现什么商业目的？（例如：锁定长期货源、完成一次性交易、获得某项服务）

· 客户在交易中处于什么地位？（甲方还是乙方？强势方还是弱势方？）

· 客户最担心的风险是什么？（钱付了拿不到货？服务不达标？还是后续责任无限扩大？）

只有搞清楚这些，才能判断哪些条款必须死守，哪些可以适当让步。

2. 文书形式：单方承诺、双方合同还是三方协议？

不同类型的交易，需要匹配不同的法律文件形式：

形式 适用场景 典型示例

单方承诺 一方作出法律上受约束的意思表示，无需对方签字 担保函、承诺书、放弃权利声明

双方合同 最常见的交易结构，权利义务对等 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、服务合同

三方及以上协议 涉及多方主体，需协调各自权利义务 资金监管协议、三方合作开发协议

常见错误：该签三方协议的只签了两方，导致一方权利落空；或者本应签正式合同的，只让客户发了一份《合作意向书》，最终无法强制执行。

3. 合同类型辨析：别被“合同标题”带偏

同一类交易，选择不同的合同类型，法律后果可能天差地别。例如：

· 长期购销合作框架协议 vs 单次购销合同：前者只约定原则性框架，每次交易需另签订单；后者一次性完成全部权利义务。混用可能导致付款条件、违约责任无法适用。

· 委托协议 vs 承揽协议：委托合同中，委托人可随时解除合同（《民法典》第933条），承揽合同中定作人的解除权则受严格限制。若把承揽关系写成“委托”，客户可能意外失去交易稳定性。

实务建议：在审查前，先对合同进行实质定性——不看名称看内容，判断其到底属于哪一类法律关系，再据此选择适用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。

合同名称不是可有可无的“标题党”，它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初步判断，甚至影响法官对双方真实意思的认定。

1. 有名合同：尽量用法定名称

《民法典》合同编规定了19种典型合同，如买卖合同、租赁合同、承揽合同、融资租赁合同、建设工程合同等。对于这些类型，建议直接使用法律上的正式名称。

为什么重要？

当合同性质存在争议时，名称是法院首先参考的因素之一。例如，一份合同既像买卖又像承揽，如果标题写的是“买卖合同”，法院大概率优先往买卖方向审理，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则（如标的物风险转移、瑕疵担保责任等），这可能与双方的真实意图产生偏差。

特别注意“名实不符”的风险：

实践中常见的“明股实债”合同，名义上是股权投资（有股东身份、分红条款），实质上约定保底收益、到期回购。这类合同一旦发生纠纷，法院通常会穿透认定为借贷关系。此时如果合同名称写的是“投资合作协议”，反而会误导各方预期，增加诉讼中的定性成本。

2. 无名合同：怎么命名？

大量商事合同并非典型合同，例如“数据服务协议”“联合营销合同”“流量对赌协议”。建议：

· 能明确交易性质的，在名称中体现：如“品牌联名合作协议”“供应链金融服务协议”。

· 实在无法概括的，直接用《合同书》或《协议书》——虽然不太美观，但至少不会产生误导。避免生造一个法律上不存在的名称（如“永久性授权契约”）。

3. “合同”与“协议”的区别：没那么严格，但有惯例

· 经济类文件多用“合同”，涉及人身关系（如离婚、抚养、遗赠）多用“协议”。

· 主合同多用“合同”，补充、变更、续签类多用“协议”。

· 以上并非强制，但保持一致性有助于文件管理。

4. 两个“绝对禁止”的名称

· 不得出现“意向书”“意向协议”“备忘录”：这些名称在法律上通常意味着不具有正式约束力，类似于“要约邀请”而非“要约”。如果双方明明已经达成正式合意，却用了这些名称，一旦一方反悔，另一方很难主张违约责任。

· 不得写“契约”：该词在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已无规范地位，容易引发争议。

一份高质量的合同审查，不是从第一条看到最后一条，而是先站到合同之外，看清三个问题：

· 客户到底想要什么？（目的）

· 用哪种法律工具最合适？（形式与类型）

· 这份合同对外传达了什么定性信息？（名称）

做好这三步，后面的条款审查才有方向。否则，再漂亮的条款也可能建在错误的地基上。